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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个月前的亚洲杯上，印尼国家队四战三败止步于16强，让外界仍然以为这只红白军团还是“吴下阿蒙”，可就在短短两个月后，印尼国家队、国奥队在不同的战线上，先是干净利落的双杀越南，之后又将澳大利亚、约旦、韩国斩于马下，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这支“老牌鱼腩”，俨然已经成为又一头东南亚雄狮。

殖民与移民：历史和文化的“红利”

印尼的足球发展道路十分漫长，且起点很高，作为荷属东印度国家队在上个世纪初期先后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和第一届世界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展现了国家队球员血统的多元化，比如参加第一届世界杯时，队中除了印尼人外，还有华人和荷兰人。

而这一切与印尼的历史息息相关，自1596年荷兰人霍特曼船队到达爪哇岛至今，印尼和荷兰之间的渊源已经超过了400年，定居在荷兰的印尼侨民超过170万人（若包含具有印尼血统的荷兰人则远大于此数量），占到印尼海外侨民总数量的近40%，他们融入到了荷兰的方方面面，在足球领域包括范布隆克霍斯特、马凯、德容等一众耳熟能详的巨星均具有或多或少的印尼血统，而在荷兰二三四级联赛中更是有数量众多的印尼血统球员，这为后来的印尼足球崛起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段深厚的“被殖民”经历带来的“红利”外，印尼人在民族独立后不断的向外移民扩散，间接扩容了足球领域“可归化人才池”。在印尼文化中，有一种梅兰陶文化（Merantau），在当地语言中有“流浪，长途跋涉”的寓意，推动印尼人长期怀揣出国，远走他乡的想法，这展现了一种男子气概，同时可以可借此来积累财富、知识和生活经验。也因此，欧美等一众发达国家是印尼人首选的闯荡之地，而这些国家也涌现出如纳因格兰等印尼血统的球星。此外，有趣的是，具有西班牙国青履历的印尼归化国脚阿马特更是具有印尼土王贵族血统，他的祖母来自印尼锡塔罗群岛上的赛奥王国王族，是第17代国王的直系近亲，2022年他被该王族的管理机构——努沙塔拉苏丹国王族委员会——认可并授予了“王子”的称号。

可以说，大量的海外侨民提供了数量上的基础，而历史的偶然性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侨民的后代参与足球运动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队的归化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归化：漫长的试炼之路

从东南亚范围来看，印尼的“归化”之路显然起步的非常早，早在2000年，侨居荷兰的印尼人Eka Tanjung成立了一个名叫Sepakbolanda的团队，开始寻找具有印尼血统的荷兰球员，虽然困难和问题重重，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确认一些球员的血统背景，但却未能真的将任何一位带到印尼国家队。直到2010年，在时任印尼足协主席努尔丁·哈利德的努力推动下，前乌拉圭国青前锋克里斯蒂安-冈萨雷斯成功入籍印尼，改名穆斯塔法-哈比比，成为印尼国脚出战当年的铃木杯，他的出现也被视为印尼国家队在“归化球员”上的首次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乌拉圭人没有任何印尼血统，在入籍之前他已经效力印尼联赛长达8年，同时他为了代表印尼国家队放弃了原本的国籍，这两点与当下的印尼归化的血统球员具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在印尼足协的运作下获得了更多的便利。

根据笔者的回忆，在2010年前后，“归化球员”的概念在东南亚以及中国仍然是一个冷门概念，在民间也没有引起关注度，除了印尼外，仅有越南民间开展了零星的“海外越南血统球员”的挖掘工作，时至今日在一些网站上还能看到当年越南民间的有识之士，发掘到的瑞典、挪威等国联赛中的越南血统球员。但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国籍法限制以及发展思路的滞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是在近年才迈入“血统归化”的大门，从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作为东南亚“血统归化”的领军者，印尼足协并不甘心只归化一名乌拉圭人，到了2014年的铃木杯，印尼国家队一口气派出了四名归化球员，除了上文提到了的冈萨雷斯，还有维克多·伊格诺内福、拉斐尔·迈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迪克，其中拉斐尔·迈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迪克两人具有印尼血统。

但悲催的是在2015年，由于印尼政府干预印尼足协和联赛的工作，FIFA一纸禁令打乱了印尼人的发展节奏，归化之路被暂时封堵，这个外界留下了印尼足球“即使归化了也不强”的印象。

一晃五年，印尼国家队错过了宝贵的发展契机，目送卡塔尔人坐上了亚洲之巅，就在2019年即将过完的几天里，印尼足协宣布韩国人申台龙出任国家队主帅，而就此重新打开了印尼国家队的归化魔盒。

在 2022 年铃木杯，印尼派出了三名归化球员进入国家队。其中只有乔迪·阿马特具有印尼血统，2023年亚洲杯小组赛阶段，印尼创造了七名归化球员的纪录，2024年印尼人将此记录改写为派出十名归化球员。截至目前，印尼国家队在历年里已经累计归化超过了30位球员。

被压制的印尼雄狮找到了救赎之路，亚洲各国要何去何从？

大跃进：“双百”目标应如何实现

在印尼的归化之路上还有一位幕后巨人，前国际米兰主席埃里克·托希尔。他在2023年接过印尼足协的掌门之位后将印尼国家队的发展拉上了快车道。他在写给国际足联的报告里提出了“双百”目标，既闯入世界排名前100名，以及拥有至少154名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

在他执掌印尼足协的这短短一年时间里，印尼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从第 157 位攀升至第 142 位，在面对亚洲一流强队时也能打的有来有回，让人惊讶，可以说，托希尔通过“归化球员”为印尼足球下了一剂猛药。总的来说，他不但提升了印尼归化海外球员的总体数量，还为这些球员获得印尼国籍打通了便捷之门。这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因为一个国家能否获得归化球员，除了球员基数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球员是否可以获得他祖籍国的国籍，这也是中国足球在上一阶段归化球员工作中遇到了最难的问题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大多都实现“单一国籍法”，这其中就包括印尼。印尼通常不允许双重国籍，但在2006年经女权团队的游说，印尼政府允许儿童保留双重国籍，直至达到法定年龄17岁，年满21岁后，必须选择单一国籍。这样的变化为印尼足协找到了空间，他们通过民间的力量发掘了数百名活跃在欧洲青少年联赛的印尼血统球员，并推动为他们办理护照，从而促动他们代表印尼各级青少年队效力，其中不乏来自五大联赛强队的年轻人。而在成年国家队方面，近期归化的马尔滕·普拉斯、杰伊·伊泽斯、贾斯汀·哈布纳、内森·周亚安、谢恩·帕蒂纳马、马克·克洛克、托姆·海耶、伊瓦尔·詹纳、拉斐尔·斯特鲁克和拉格纳尔·奥拉特曼戈恩等，获得印尼护照的时间和流程十分简短。根据印尼一位高级内阁部长在4月30日的公开讲话，印尼政府计划向居住在海外的高水平技术人士提供双国籍，但该项法案还没有正式生效。而根据一份FIFA在今年3月13日回复印尼足协关于认定周亚安代表资格的函件中，明确显示了周亚安同时具备印尼和荷兰双重国籍。显然，这也是托希尔完成的幕后工作之一，他为印尼国家队的归化事业争取到了足够的政策支持和谈判筹码，推动政府将一项尚未出台的法案提前向这些足球精英开放。这些人中，杰伊·伊泽斯23岁，周亚安22岁，拉斐尔·斯特鲁克21岁，伊瓦尔·詹纳20岁，他们都还远未到需要放弃原本国籍，在职业生涯末期再拼一把国际比赛经历的年纪，而在印尼足协拿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优厚条件后，这些年轻人最终欣然赴约。

共振：这是一场“球迷的斗争”

印尼足球的高速发展，虽然离不开印尼足协的支持和运作，但是短时间内拥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可归化球员清单，则是依赖于印尼球迷的无私奉献。

从整个东南亚来看，民间搜索本国海外血统球员的工作一直都广泛存在，比如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但要说其中最功勋卓著、挖掘数量之多、自媒体运作影响力之大，莫过于印尼球迷。

Footballtalentnesia，是印尼球迷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运作的最成功的血统球员新闻自媒体，拥有近15万的粉丝，还孵化出了Indonesia Blood Talent等多个独立账号。这个运营小组的背后其实并非印尼足球的从业人员，而是三个大学生，他们迄今为止已经挖掘了超过500名海外印尼血统球员，其中有50-60位具有代表印尼国家队的实力，而这或许就是托希尔口中“拥有至少154名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的数据基础。

他们的工作为印尼足协选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托希尔显然用实际行动认可和回馈了这三个年轻人的热情和付出，对他们而言，印尼足球的发展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群体的责任，而是印尼全体球迷的共同的使命，“当你打开任何一个，已经公开报道但还未归化的印尼血统球员的社交账号，你可以在评论区看到满屏的印尼国旗和球迷盛情邀请的文字”，他们如是说。